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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之始在于“字”

2008年时,如果你是个香港或瑞士的手机用户,或使用ICQ通讯应用软体,你可能曾经收到朋友的讯息,内容采用一些类似鸟窝中的小鸟宝宝或恐龙骨骼之类的图形。

现在我们把这种图形称为“表情符号”(emoji,这个字是日文“绘文字”的拼音),而用图像替代文字的做法也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但这其中有个奥妙:这些由以色列公司Zlango(后来改称为Lango)开发出来的图标,原本并不只是用来当成插入文字内容中的好玩辅助工具,而是企图完全取代文字。

缩写的使用有助于让我们把想说的东西浓缩成比较简短的文字讯息,但2004年成立Zlango公司的尤阿夫・洛奇(Yoav Lorch)发现,缩写只能让文字讯息的长度减少百分之二十。他想出一个点子:如果使用者改用图标,就真正能够把长的讯息缩得很简短。为了证明这点,该公司把《小红帽》等童话故事用Zlango图标翻译出来。《小红帽》原作者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法文版本译成英文有743个字,但透过Zlango,只要90个图标就能把故事转译出来。

Zlango图标除了可供缩短文字讯息,它还有一个愿景,那就是成为普世性的“视觉语言”,让任何语言背景的人都能阅读。不过这并非第一次有人想到要用图标取代文本。在Zlango推出图标童话故事之前数年,中国艺术家徐冰已经开始撰写一本书,名叫《地书:从.到.》。该书的创作始于2003年,内容描述都市白领“黑先生”人生中的24小时,全书仅使用图像及图标。徐冰说那是“一本文盲也看得懂的书”,就像洛奇将Zlango图标视为“世人的语言”。

洛奇及徐冰声称图形具有普世性,但这并不完全正确:象形文字依然很容易受到错误诠释,特别是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假如我让你看一个恐龙化石图标和一个巢中幼鸟的图标,并告诉你前者的意思是“老”,那么你可能猜想后者代表“幼小”。事实上,它的意思是“想要”。就连徐冰的出版单位也强调,只有那些“拥有当代生活经验”、能够理解“现代世界的图形和标示”的人,才看得懂《地书》。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必须熟悉那些代表机场、红绿灯、咖啡机、计程车的标示图形,为黑先生的都市生活提供背景脉络,否则就无法知道故事在说些什么。

以图像为基础建立一个所有世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好办法;因此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十七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对象形文字深感着迷。培根(Francis Bacon)、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洛克(John Locke)及其他许多当时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无不对“所有人都读得懂的语言”这样的概念兴奋不已,他们之中不少人受到中国书写系统的启发,错误地认为每个汉字都跟某个物件或紧密的概念构成排他性的绝对对应,性质类似数学符号或科学记号。

这些人认为,普世性的书写语言不仅具有实用目的(例如使用于国际贸易),而且有助于消弭不同文化间的误解,缔造世界和平。这种想法看起来可能太过理想化甚至天真,但创造出一种足以将全世界和谐地连系起来的统一语言确实是柴门霍夫(LL Zamenhof)在研拟“希望语”(Esperanto)时所抱持的信念。后来的查尔斯・布里斯(Charles K. Bliss)也是秉持这个概念,发明出“布里斯符号语”(Blissymbolics)这种不含口语成分的人造语言,它可能相当符合莱布尼兹、培根等先贤当年心目中的普世理想。

自然而然,布里斯跟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们一样,都从科学符号和中文文字获取灵感。布里斯是一名出身于前奥匈帝国的化学工程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势力日益扩张的纳粹,他偕同妻子逃到上海避难。日本占领上海时,他们被迫生活在虹口的犹太隔都,他在那段日子里开始对周遭的中文招牌和告示产生兴趣。他学会“人”等几个简单的汉字以后,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可以用德文读那些字。不会说中文或写中文并不要紧,他相信他依然可以透过单纯的“阅读”,领会到汉字的意义。如同艾莉卡・欧克伦特(Arika Okrent)在其精采著作《在人造语言的国度》(In the Land of Invented Languages​​)中所描述,布里斯欣喜若狂地思量规避实际语言的可能性,仅凭借象形符号直捣意义的核心。

不过不难知道,布里斯符号语也落入跟Zlango图标和《地书》相同的陷阱:就连符号也可能被人误解或错误诠释。根据欧克伦特的描述,布里斯有一次觉得很沮丧,因为他把“食”和“外”这两个象形符号结合起来,本来是要表达“到餐厅吃饭”的外食概念,结果却被理解成“野餐”。可是,又有谁可能猜出那个组合在创造者意图中的精确意思?

布里斯不曾深入研读中文,假如他曾经这么做,或许他就会知道威廉・伯尔茨(William G. Boltz)在《世界考古学》(World Archeology)中提到的一个事实—大约只有百分之一的书写中文是直接源自象形符号;这样的理解当初想必会有益于布里斯符号语的创建。能够读中文的人第一个就会站出来说,阅读中文的复杂度绝对高于直觉性的符号识别,因为不若某些外人的想像,汉字并非普遍在形征上类似于它们所指涉的东西。很可惜的是,许多人依然抱持一种迷思,认为阅读中文与阅读英文之类的字母语言具有某种性质上的差异,他们的假定是,中文这类非字母型语言的阅读一定是由大脑右半球所掌控,而非左半球。

针对失读症患者所做的研究经常被援引出来为以上假定提供支持。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源自字母型文字系统的失读症患者,经常出现左颞叶活动减少的现象,而使用中文的失读症患者,则在左半脑中额叶出现活动减少的情形。以上观察似乎可供证明,在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与阅读有关的大脑网路有所差异。

然而,认知神经科学家、《在大脑中阅读:关于人类如何阅读的新科学》(Reading in the Brain: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Read)一书作者史丹尼斯拉斯・德海尼(Stanislas Dehaene)却表示,那些研究撰述者分析研究结果的方式并不正确。

德海尼指出,该项研究也显示一个情形:中文失读症患者的大脑活动减少现象所发生的区域和西方语言失读症患者出现异常的区域之间,只有不到一根手指宽度的距离,也就是说,两者皆位于一般被视为与阅读有关的同一区域内。

如果从这个观点检视研究结果,我们就会清楚看到人类的大脑具有普世皆然的阅读机制。此外,德海尼针对前述大脑异常现象出现区域的差异,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想法:他认为或许这个情形代表我们应该针对失读症的类型,进行进一步的测量与研究。“音位性的障碍在原本学会使用字母型书写系统的失读症患者身上特别显著,而在亚洲的书写系统中,“书写运动”(graphomotor)型失读症则可能比较普遍,即便这两种类型在所有国家都存在。”

今年稍早耶鲁大学海斯金斯(Haskins)实验室发表的一份报告,进一步澄清这个与阅读障碍有关的“左半脑VS.右半脑”迷思。该报告认为,无论使用语言为何,阅读及说话时脑部受到激发的区域都一样。

阅读程序也许很复杂,但对所有人而言情况都相同。德海尼简短地做了以下描述:“一个字进入视网膜以后,它会被拆解成许多碎片,因为那个视觉图像的每一个细部都是由不同的光感受器加以辨识。有了这个输入资料以后,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把众多碎片重新排序组合起来,以破解其中含有哪些字母,然后厘清不同字母的出现顺序,最后辨识出它是哪个字。”

以书面中文的情况而言,字词不是被裂解成单独的字母,而是被分割成单独的词素(morpheme,也就是最小的意义单位)以及音节。很可惜那些十七世纪哲学家和布里斯都想错了,事实上阅读中文并不像“图像直接成为意义”那么单纯。

我们在阅读时似乎不可能摆脱语言的中介,即便我们读的是图标和符号。倘若我们想要阅读这些东西,语言必须先存在才行,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意义。或许你会想,这是理所当然的嘛,毕竟我们都是在学习读写之前就先学会了说话,因此完全不透过语言文字就直接阅读符号之类的东西,在先验上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假如你从不曾暴露在口说语言中呢?假如你学习语言真的就像泰山那样,完全只是透过阅读?在1912年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那部小说中,生活在丛林里的泰山是由猿猴养大,后来他在一处废弃的木屋里发现一本童书,他翻看书中的图画,后来慢慢明白原来每幅图画底下那些“小虫虫”是文字:

于是他慢慢有了进步,但他进步得真的非常缓慢,因为那是一个他事先没想到会有多艰辛困难的工作—一种你我什至可能觉得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完全不懂任何字母或书写语言、甚至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情况下学习阅读。

像泰山这样的阅读者是否可能真正存在?最接近的例子或许是听障儿童,他们大都在没有口说语言辅助的情况下学习阅读。不过有一件事不免令人惋惜:很久以前就有研究发现,使用英文的听障儿童在阅读能力方面逊于听力正常的儿童。

有些研究人员臆测,如果一名儿童要成为能够阅读的人,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已经懂得的口说语言和出现于印制页面上的文字之间建立对应。就英文这种字母型语言而言,这种对应的基础是声音,而这点自然而然会对失聪儿童的读写能力构成巨大障碍。

既然中文的图形特征意味着它仰赖音韵编码的程度比较低,而仰赖视觉编码的程度比较高,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华语社会中的失聪儿童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没有口说语言辅助的情况下,汉字的独特性质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直接触及所读文字的意义,而不需语言的中介?他们是不是能够顺利学会阅读?

很可惜,情况并非如此。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的杨军辉博士长期研究中国的失聪现象,她发现华语社会中的失聪儿童在阅读能力方面也落后于听力正常的儿童,而且阅读程度跟英语社会中的失聪儿童大同小异。

如果失聪儿童要能流畅地阅读,他们首先必须暴露在某种语言的环境中;纯粹透过印刷出来的东西学习第一语言是不可能的事。苏珊・高汀–梅铎(Susan GoldinMeadow)和蕾秋・梅百利(Rachel I. Mayberry)在她们共同发表的论文〈深度听障儿童如何学习阅读?〉(“How Do Profoundly Deaf Children Learn to Read?”)中指出,“如果懂得某个在结构上与印刷出来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括手语在内),在阅读的学习上会优于不懂任何语言。”

泰山的真正问题不是他不懂书写语言,而是他不懂文字的声音如何创造意义—简单说就是,他不懂“语言”这个东西本身。

都市居民每天都会阅读视觉语言。“禁止停车”,“停车”,“卸货区”,“注意儿童”……当我们看到这些符号时,它们的意义会立即显现,于是我们在走过或开车经过时,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们转换成文字。

我们的老祖宗跟我们一样拥有这种实用性的“识字”能力。就算他们之中许多人不见得写得出自己的名字,他们也能看懂符号​​:领主符章、叛徒标记、客栈标志等等。阅读符号让人得以无需猜测语意,就能处理日常事务。但是,复杂的概念绝对需要文字的辅助,无论文字如同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一文中所悲叹的,是多么地不精确而且不可靠。

洛克谴责文字是人类寻找真相时的障碍,但或许阅读这件事最精采的部分,正是这种不可靠的性质。假如当年洛克和他的同侪们成功创造出某种普世语言,我们或许可能无需个别语言的中介,就直接触及他们的见解,但我们是否还能享受语言的无尽趣味,例如阅读培根犀利睿智的箴言,或感受充斥在洛克的撰述中那种真挚和缜密?在我们阅读文字时,大脑会拆解、创造意义,而正也是这个程序让我们能够在看到某个巧妙的词锋时莞尔一笑,或在读到关于某个人的辛酸遭遇的动人描述时黯然落泪。

Zlango的图标版《小红帽》企图告诉我们小女孩遭逢野狼的故事,但我们在接收到这个事实时,有可能感受到佩罗原著中,在小红帽和野狼之间看似单调而有余韵的反覆问答对话背后,那股暗潮汹涌、不断堆叠的危机吗?

“外婆,妳的手臂变得好大喔!”
“手臂大才能好好抱妳呀,乖孙女儿。”
“外婆,妳的腿变得好大喔!”
“腿大才跑得快呀,好孩子。”
“外婆,妳的耳朵变得好大喔!”
“耳朵大才能听清楚妳說话呀,小孙女。”
“外婆,妳的眼睛变得好大喔!”
“眼睛大才能好好看妳呀,乖孩子。”
“外婆,妳的牙齿变得好大喔!”
“牙齿大才能好好把妳吃掉呀。”

阅读时,我们不只是在接收作者想加诸于我们的想法。我们阅读也是为了跟那些想法产生互动,透过玩味达到理解,从中获得无尽乐趣。查尔斯・布里斯和Zlango的视觉语言无法像文字般为我们带来这些东西,或许因为如此,Zlango公司已经在2014年结束营业,而布里斯符号语的主要用途只是在加拿大的一间身障儿童复健中心当作促进英文阅读能力的辅助工具。

布里斯符号语没有获得布里斯相信它应该得到的认可和广泛使用,因此他是抱着失望和受伤之情,在1985年逝世。至于Zlango图标发明人、本身着有六本德文著作的尤阿夫・洛奇,他在离开Zlango公司以后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Total Boox。这是一个逐步付费的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宗旨是让所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尽情阅读”。

本文作者赖丽安,作家;中文翻译:徐丽松
Chapter 11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