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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之始在於「字」

2008年時,如果你是個香港或瑞士的手機用戶,或使用ICQ通訊應用軟體,你可能曾經收到朋友的訊息,內容採用一些類似鳥窩中的小鳥寶寶或恐龍骨骼之類的圖形。

現在我們把這種圖形稱為「表情符號」(emoji,這個字是日文「繪文字」的拼音),而用圖像替代文字的做法也已經變得相當普遍。但這其中有個奧妙:這些由以色列公司Zlango(後來改稱為Lango)開發出來的圖標,原本並不只是用來當成插入文字內容中的好玩輔助工具,而是企圖完全取代文字。

縮寫的使用有助於讓我們把想說的東西濃縮成比較簡短的文字訊息,但2004年成立Zlango公司的尤阿夫‧洛奇(Yoav Lorch)發現,縮寫只能讓文字訊息的長度減少百分之二十。他想出一個點子:如果使用者改用圖標,就真正能夠把長的訊息縮得很簡短。為了證明這點,該公司把《小紅帽》等童話故事用Zlango圖標翻譯出來。《小紅帽》原作者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的法文版本譯成英文有743個字,但透過Zlango,只要90個圖標就能把故事轉譯出來。

Zlango圖標除了可供縮短文字訊息,它還有一個願景,那就是成為普世性的「視覺語言」,讓任何語言背景的人都能閱讀。不過這並非第一次有人想到要用圖標取代文本。在Zlango推出圖標童話故事之前數年,中國藝術家徐冰已經開始撰寫一本書,名叫《地書:從.到.》。該書的創作始於2003年,內容描述都市白領「黑先生」人生中的24小時,全書僅使用圖像及圖標。徐冰說那是「一本文盲也看得懂的書」,就像洛奇將Zlango圖標視為「世人的語言」。

洛奇及徐冰聲稱圖形具有普世性,但這並不完全正確:象形文字依然很容易受到錯誤詮釋,特別是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下。假如我讓你看一個恐龍化石圖標和一個巢中幼鳥的圖標,並告訴你前者的意思是「老」,那麼你可能猜想後者代表「幼小」。事實上,它的意思是「想要」。就連徐冰的出版單位也強調,只有那些「擁有當代生活經驗」、能夠理解「現代世界的圖形和標示」的人,才看得懂《地書》。具體來說就是,我們必須熟悉那些代表機場、紅綠燈、咖啡機、計程車的標示圖形,為黑先生的都市生活提供背景脈絡,否則就無法知道故事在說些什麼。

以圖像為基礎建立一個所有世人都能理解的語言,這似乎是個不言而喻的好辦法;因此許多歐洲人,特別是十七世紀的一些思想家,對象形文字深感著迷。培根(Francis Bacon)、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洛克(John Locke)及其他許多當時聲名顯赫的哲學家無不對「所有人都讀得懂的語言」這樣的概念興奮不已,他們之中不少人受到中國書寫系統的啟發,錯誤地認為每個漢字都跟某個物件或緊密的概念構成排他性的絕對對應,性質類似數學符號或科學記號。

這些人認為,普世性的書寫語言不僅具有實用目的(例如使用於國際貿易),而且有助於消弭不同文化間的誤解,締造世界和平。這種想法看起來可能太過理想化甚至天真,但創造出一種足以將全世界和諧地連繫起來的統一語言確實是柴門霍夫(L. L. Zamenhof)在研擬「希望語」(Esperanto)時所抱持的信念。後來的查爾斯‧布里斯(Charles K. Bliss)也是秉持這個概念,發明出「布里斯符號語」(Blissymbolics)這種不含口語成分的人造語言,它可能相當符合萊布尼茲、培根等先賢當年心目中的普世理想。

自然而然,布里斯跟十七世紀的思想家們一樣,都從科學符號和中文文字獲取靈感。布里斯是一名出身於前奧匈帝國的化學工程師,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躲避勢力日益擴張的納粹,他偕同妻子逃到上海避難。日本佔領上海時,他們被迫生活在虹口的猶太隔都,他在那段日子裡開始對週遭的中文招牌和告示產生興趣。他學會「人」等幾個簡單的漢字以後,非常驚訝地發現他居然可以用德文讀那些字。不會說中文或寫中文並不要緊,他相信他依然可以透過單純的「閱讀」,領會到漢字的意義。如同艾莉卡‧歐克倫特(Arika Okrent)在其精采著作《在人造語言的國度》(In the Land of Invented Languages)中所描述,布里斯欣喜若狂地思量規避實際語言的可能性,僅憑藉象形符號直搗意義的核心。

不過不難知道,布里斯符號語也落入跟Zlango圖標和《地書》相同的陷阱:就連符號也可能被人誤解或錯誤詮釋。根據歐克倫特的描述,布里斯有一次覺得很沮喪,因為他把「食」和「外」這兩個象形符號結合起來,本來是要表達「到餐廳吃飯」的外食概念,結果卻被理解成「野餐」。可是,又有誰可能猜出那個組合在創造者意圖中的精確意思?

布里斯不曾深入研讀中文,假如他曾經這麼做,或許他就會知道威廉‧伯爾茨(William G. Boltz)在《世界考古學》(World Archeology)中提到的一個事實—大約只有百分之一的書寫中文是直接源自象形符號;這樣的理解當初想必會有益於布里斯符號語的創建。能夠讀中文的人第一個就會站出來說,閱讀中文的複雜度絕對高於直覺性的符號識別,因為不若某些外人的想像,漢字並非普遍在形徵上類似於它們所指涉的東西。很可惜的是,許多人依然抱持一種迷思,認為閱讀中文與閱讀英文之類的字母語言具有某種性質上的差異,他們的假定是,中文這類非字母型語言的閱讀一定是由大腦右半球所掌控,而非左半球。

針對失讀症患者所做的研究經常被援引出來為以上假定提供支持。例如,研究人員發現源自字母型文字系統的失讀症患者,經常出現左顳葉活動減少的現象,而使用中文的失讀症患者,則在左半腦中額葉出現活動減少的情形。以上觀察似乎可供證明,在不同語言的使用者之間,與閱讀有關的大腦網路有所差異。

然而,認知神經科學家、《在大腦中閱讀:關於人類如何閱讀的新科學》(Reading in the Brain: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Read)一書作者史丹尼斯拉斯‧德海尼(Stanislas Dehaene)卻表示,那些研究撰述者分析研究結果的方式並不正確。

德海尼指出,該項研究也顯示一個情形:中文失讀症患者的大腦活動減少現象所發生的區域和西方語言失讀症患者出現異常的區域之間,只有不到一根手指寬度的距離,也就是說,兩者皆位於一般被視為與閱讀有關的同一區域內。

如果從這個觀點檢視研究結果,我們就會清楚看到人類的大腦具有普世皆然的閱讀機制。此外,德海尼針對前述大腦異常現象出現區域的差異,提出一個引人入勝的想法:他認為或許這個情形代表我們應該針對失讀症的類型,進行進一步的測量與研究。「音位性的障礙在原本學會使用字母型書寫系統的失讀症患者身上特別顯著,而在亞洲的書寫系統中,『書寫運動』(graphomotor)型失讀症則可能比較普遍,即便這兩種類型在所有國家都存在。」

今年稍早耶魯大學海斯金斯(Haskins)實驗室發表的一份報告,進一步澄清這個與閱讀障礙有關的「左半腦VS.右半腦」迷思。該報告認為,無論使用語言為何,閱讀及說話時腦部受到激發的區域都一樣。

閱讀程序也許很複雜,但對所有人而言情況都相同。德海尼簡短地做了以下描述:「一個字進入視網膜以後,它會被拆解成許多碎片,因為那個視覺圖像的每一個細部都是由不同的光感受器加以辨識。有了這個輸入資料以後,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把眾多碎片重新排序組合起來,以破解其中含有哪些字母,然後釐清不同字母的出現順序,最後辨識出它是哪個字。」

以書面中文的情況而言,字詞不是被裂解成單獨的字母,而是被分割成單獨的詞素(morpheme,也就是最小的意義單位)以及音節。很可惜那些十七世紀哲學家和布里斯都想錯了,事實上閱讀中文並不像「圖像直接成為意義」那麼單純。

我們在閱讀時似乎不可能擺脫語言的中介,即便我們讀的是圖標和符號。倘若我們想要閱讀這些東西,語言必須先存在才行,因為我們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意義。或許你會想,這是理所當然的嘛,畢竟我們都是在學習讀寫之前就先學會了說話,因此完全不透過語言文字就直接閱讀符號之類的東西,在先驗上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假如你從不曾暴露在口說語言中呢?假如你學習語言真的就像泰山那樣,完全只是透過閱讀?在1912年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那部小說中,生活在叢林裡的泰山是由猿猴養大,後來他在一處廢棄的木屋裡發現一本童書,他翻看書中的圖畫,後來慢慢明白原來每幅圖畫底下那些「小蟲蟲」是文字:

於是他慢慢有了進步,但他進步得真的非常緩慢,因為那是一個他事先沒想到會有多艱辛困難的工作—一種你我甚至可能覺得不可能達成的任務;也就是說,在完全不懂任何字母或書寫語言、甚至完全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存在的情況下學習閱讀。

像泰山這樣的閱讀者是否可能真正存在?最接近的例子或許是聽障兒童,他們大都在沒有口說語言輔助的情況下學習閱讀。不過有一件事不免令人惋惜:很久以前就有研究發現,使用英文的聽障兒童在閱讀能力方面遜於聽力正常的兒童。

有些研究人員臆測,如果一名兒童要成為能夠閱讀的人,他必須學習如何在已經懂得的口說語言和出現於印製頁面上的文字之間建立對應。就英文這種字母型語言而言,這種對應的基礎是聲音,而這點自然而然會對失聰兒童的讀寫能力構成巨大障礙。

既然中文的圖形特徵意味著它仰賴音韻編碼的程度比較低,而仰賴視覺編碼的程度比較高,我們是否可以假定華語社會中的失聰兒童不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沒有口說語言輔助的情況下,漢字的獨特性質是不是可以讓他們直接觸及所讀文字的意義,而不需語言的中介?他們是不是能夠順利學會閱讀?

很可惜,情況並非如此。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的楊軍輝博士長期研究中國的失聰現象,她發現華語社會中的失聰兒童在閱讀能力方面也落後於聽力正常的兒童,而且閱讀程度跟英語社會中的失聰兒童大同小異。

如果失聰兒童要能流暢地閱讀,他們首先必須暴露在某種語言的環境中;純粹透過印刷出來的東西學習第一語言是不可能的事。蘇珊‧高汀–梅鐸(Susan GoldinMeadow)和蕾秋‧梅百利(Rachel I. Mayberry)在她們共同發表的論文〈深度聽障兒童如何學習閱讀?〉(“How Do Profoundly Deaf Children Learn to Read?”)中指出,「如果懂得某個在結構上與印刷出來的語言不同的語言(包括手語在內),在閱讀的學習上會優於不懂任何語言。」

泰山的真正問題不是他不懂書寫語言,而是他不懂文字的聲音如何創造意義—簡單說就是,他不懂「語言」這個東西本身。

都市居民每天都會閱讀視覺語言。「禁止停車」,「停車」,「卸貨區」,「注意兒童」……當我們看到這些符號時,它們的意義會立即顯現,於是我們在走過或開車經過時,根本不會想到要把它們轉換成文字。

我們的老祖宗跟我們一樣擁有這種實用性的「識字」能力。就算他們之中許多人不見得寫得出自己的名字,他們也能看懂符號:領主符章、叛徒標記、客棧標誌等等。閱讀符號讓人得以無需猜測語意,就能處理日常事務。但是,複雜的概念絕對需要文字的輔助,無論文字如同洛克在《人類理解論》(An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一文中所悲嘆的,是多麼地不精確而且不可靠。

洛克譴責文字是人類尋找真相時的障礙,但或許閱讀這件事最精采的部分,正是這種不可靠的性質。假如當年洛克和他的同儕們成功創造出某種普世語言,我們或許可能無需個別語言的中介,就直接觸及他們的見解,但我們是否還能享受語言的無盡趣味,例如閱讀培根犀利睿智的箴言,或感受充斥在洛克的撰述中那種真摯和縝密?在我們閱讀文字時,大腦會拆解、創造意義,而正也是這個程序讓我們能夠在看到某個巧妙的詞鋒時莞爾一笑,或在讀到關於某個人的辛酸遭遇的動人描述時黯然落淚。

Zlango的圖標版《小紅帽》企圖告訴我們小女孩遭逢野狼的故事,但我們在接收到這個事實時,有可能感受到佩羅原著中,在小紅帽和野狼之間看似單調而有餘韻的反覆問答對話背後,那股暗潮洶湧、不斷堆疊的危機嗎?

「外婆,妳的手臂變得好大喔!」
「手臂大才能好好抱妳呀,乖孫女兒。」
「外婆,妳的腿變得好大喔!」
「腿大才跑得快呀,好孩子。」
「外婆,妳的耳朵變得好大喔!」
「耳朵大才能聽清楚妳說話呀,小孫女。」
「外婆,妳的眼睛變得好大喔!」
「眼睛大才能好好看妳呀,乖孩子。」
「外婆,妳的牙齒變得好大喔!」
「牙齒大才能好好把妳吃掉呀。」

閱讀時,我們不只是在接收作者想加諸於我們的想法。我們閱讀也是為了跟那些想法產生互動,透過玩味達到理解,從中獲得無盡樂趣。查爾斯‧布里斯和Zlango的視覺語言無法像文字般為我們帶來這些東西,或許因為如此,Zlango公司已經在2014年結束營業,而布里斯符號語的主要用途只是在加拿大的一間身障兒童復健中心當作促進英文閱讀能力的輔助工具。

布里斯符號語沒有獲得布里斯相信它應該得到的認可和廣泛使用,因此他是抱著失望和受傷之情,在1985年逝世。至於Zlango圖標發明人、本身著有六本德文著作的尤阿夫‧洛奇,他在離開Zlango公司以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Total Boox。這是一個逐步付費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宗旨是讓所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盡情閱讀」。

本文作者賴麗安,作家;中文翻譯:徐麗松
Chapter 11 – 12